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区三层社会科学阅览厅的一排书架上，静静地码放着这样一排书，鹅黄色的书脊上印着暗红色的书名——《中国图书馆学史》。从第一卷到第十卷，浩荡380万字的篇幅，阐述着数千年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源远流长；阐述着近代以来，图书馆学人筚路蓝缕，将中国传统图书研究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相融合的治学思想；阐述着一位位学人聚书百卷、丹黄不辍的学术情结。
这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集结图书馆学数位中青年学者倾尽笔墨与心血书写的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史，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的最终成果。作为我国首部多卷本中国图书馆学通史著作，其在图书馆学研究的地位获得学界及社会的高度肯定，先后荣获北京市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荣誉。
《中国图书馆学史》书影
“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厘清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善学科史研究框架，明晰来时之路与未来之路，是我们撰写这套书的初心。”在接受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时，王余光这样说道。
填补空白，搭建古今学术史的桥梁
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尚书·多士》中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民的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近代以来，在我国藏书传统滋养下，以西学东渐和近代学术转型为契机，现代图书馆事业与学术日渐发展，在传承文明、启迪民智方面发挥重要历史作用。1925年，梁启超在《中国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这样说道：“我相信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得有根底之后，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加以深入改造，重新改造，一定能建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
在梁启超的《演说辞》发表后的百年，数代中国图书馆学人精诚努力，图书馆学研究逐渐发展壮大，这门学科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新，也有对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移植与融合，更有在当代技术变革驱动下不断的自我革新与重构。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我国图书馆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科史的研究都比较薄弱，已有成果叙述较为简略，未能建立起纵贯古今的图书馆学史研究框架，也未能充分反映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的理论特征与世界影响。
2013年，王余光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以项目研究及人员安排为基础，王余光与学界同仁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讨论、研究与撰写。2021年3月，“中国图书馆学史”重大项目通过鉴定顺利结题，项目成果也成为十卷本《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蓝本。
“什么是图书馆”“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图书馆学”……过去学界曾经对相关问题有不少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图书馆学真正形成于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以后，也有人将中国的校雠学定义为古代的图书馆学。王余光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前者割裂了中国古代悠久的藏书传统与现代图书馆学的联系，后者则把范围扩得太大，容易让图书馆学丧失主体地位。《中国图书馆学史》围绕“与图书整理、知识序化关系的紧密度”，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划定了一个规模适当的范围：包括古代藏书管理（收集、保存、利用）和部分藏书整理（分类、编目）的思想方法，但不包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相对独立的学问。
“追本溯源”是《中国图书馆学史》的重要目标。该书首次对古代藏书“措理之术”进行了全面梳理，让后人明白，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并非无源之水，古人早就有了相当成熟的藏书管理智慧。“照亮来路”是该书编撰的另一目的——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民国时期对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中国图书馆学史》用五卷之篇幅，深刻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转型，客观阐述了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与中国传统藏书学问的碰撞融合及以西方学科体系为基础的本土化改造全貌。“前路迢迢，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拓展视野，为中国图书馆学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道路选择，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历史的重要意义。”王余光说道。
孜孜以求，图书馆学人的赓续传承
在《中国图书馆学史》出版前，王余光团队长期扎根于图书馆学研究，已在文献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取得累累硕果，先后出版《中国历史文献学》《文献学与文献学家》《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图书馆史·古代藏书卷》《中国阅读文化史论》《中国阅读通史》（十卷本）等系列成果，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与理论储备。
在外人看来，填补这样一块学科史空白是一项繁杂艰辛的巨大工程，而在王余光的回忆中，这一过程是“艰辛而快乐”的。编写队伍是一群年轻的“实力派”——“除我之外，其他团队成员年龄均在45岁以下，学科背景涵盖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历史学、出版学等领域，都在北大信息管理系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王余光告诉记者，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之前，这群图书馆学人已经合作编撰过《中国阅读通史》《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等系列成果，在这些书籍的编撰过程中磨合了队伍，也积累了团队协作的经验。
《中国图书馆学史》编写者进行研讨的合影
收集资料难、理论构建难、体例统一难、学术评价难……前后八载的编写过程，王余光与同仁们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困难，关关难过关关过——面对两千多年间散见于历代文集、方志、书目、档案之中的图书馆学历史材料，学者们先后完成《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论著索引》《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资料库》《中国图书馆学史大事记》等资料储备，工作量巨大。在面对基本理论争议时，他们选择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审慎判断，既要避免割裂传统，又要防止主题泛化。十卷本的编写体量，由多位学者分头撰写。“体例统一”“逻辑清晰”是大型集体工程面临的普遍难题。学者们在八年中开了数次全体会议和小型研讨，以逐卷审读的方式，反复协调、统一思路。积数年之功打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过程，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将学术精神薪火相传的过程。
王余光于1979年9月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读书，这个选择是他发自内心的“第一志愿”：“我的少年时代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改革开放后，大家都认为图书馆是最‘解渴’的地方。我刚入校没多久，老师带着我们新生去参观图书馆，那种震撼的感觉让我记忆犹新。”他曾在《精神的魅力》一书中撰写《骋怀学海记》一文，文中他回忆了系里教学改革，他前两年到历史学系上课的经历。在邓广铭、周一良、许大龄、张广达、张传玺、张寄谦及中华书局请来的杨伯峻、王利器等先生的课堂上，他慢慢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后来回到图书馆学系，他依然保持着对史学研究的爱好，并将这份爱好与图书馆学研究融会贯通。
在北大的学习时光，王余光还成为学海社的第一批成员和《学海》杂志的第一任主编，“首任主编王余光君常年驻守在社办公室所在的37楼134室，一桌一床一椅，数本稿夹数支笔，兢兢业业，令人感动地投入了其课余的大部分才智和心血。”学海社首任社长徐雁曾这样回顾。杂志得到了王力、宗白华、冯友兰、楼宇烈、叶朗等名师的支持，王力先生为《学海》题写刊名并撰律诗《题学海社》，给予学生办刊热情鼓励与指导。北大人文精神的熏陶让王余光坚定地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北大毕业后，王余光赴武汉大学任教，后师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张先生一生精于‘小学’诸科，是一位通才大家，他非常注重教学治学，总和我们说‘课上不好，信心就会大打折扣’。张先生对教学的热爱与严谨深深影响了我。”
1999年，王余光回到北大任教，在武汉工作生活多年，王余光积攒下了万卷书，当时他租用了一个10吨的集装箱将这些心爱的书籍全部运往北京，甚至连书架都以100元一个的价格买下后全部托运到京。2000年开始，王余光不仅在本系深耕，还面向全校开设了“中国名著导读”课。这门课程他开了20年，成为了一门在北大非常受欢迎的通选课。王余光希望大学不仅是“专科学校”，更应成为“通识教育的花园”，在他的课堂上，文、理、工、医科学生在名著中探讨人生、审美与写作。在名著赏读中，王余光为学生传授图书馆学研究的精妙要义，他努力成为书籍的使者，赓续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
王余光被评选为浙江省阅读推广人
书启新程，数智时代守护精神家园
图书馆是王余光的专业，更是王余光的精神家园，在这方世外桃源，他研读书籍本身，研习书籍生产、收集、保存、利用与世代传承的历史和未来。立足当下，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就是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是否会让图书馆的地位岌岌可危。
“图书馆事业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信息时代，这一地位不仅不应被削弱，反而应得到更多的重视。”王余光肯定地回答。在他看来，图书馆是知识保存与传承的客观载体与重要基地，人工智能可以回答问题，但无法替代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永久保存者的功能。“图书馆收藏的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著作、珍贵文献和地方特色资源，这些恰恰都是大模型训练最为需要的高质量数据来源。”
王余光受邀在钱塘大讲坛作讲座
信源的可靠性是图书馆价值的重要体现，守护深度学习与批判性思维则是图书馆存在的另一重意义。王余光认为，人们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搜索提问时，大模型通常给予的是碎片化、即时性的信息，这种信息只能满足浅层次的“有一说一”，而系统性的知识习得能力、深度阅读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却是目前技术所不能提供的。
“专业学习需要围绕某一主题深入阅读一系列著作，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完整知识体系，这是我们深入研究所必备的基本学术训练，图书馆在专题、特色资源建设方面有长期积累，可以为这种学术训练提供便利条件。同时，我们在阅读书籍时做笔记、写批注的过程，也是将知识内化于心的过程，‘快时代’需要‘慢阅读’。”王余光说道。
在王余光的阅读体验中，于图书馆书架间浏览，往往会有“意外之喜”：找到一本计划外的好书，发现一个未曾注意的研究角度，与不曾谋面却心灵相犀的作者“见字如面”，这些“偶得之乐”也是目前算法无法提供的高级精神享受。
“我并不反对学生用人工智能，我自己也会使用相关工具做辅助研究，但说技术能够取代书籍，我认为是不理性的。其实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并不是替代关系，应该是互补关系，技术演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图书馆作为知识殿堂守护着人类思考的独立性。”
2023年底，王余光又申请到“中国目录学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这是继“中国图书馆学史”重大课题后再启新程。目录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独特学术传统，是理解中国学术文化脉络的关键锁钥。王余光告诉记者，这项课题恰好与“中国图书馆学史”形成互文，图书馆学史关注知识存藏与传播的机构与制度演变，目录学史则探究知识分类与学术评价方法以及思想之传承，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中国知识秩序建构的历史图景。
与此同时，王余光还牵头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中国图书馆学会、金盾出版社，共同策划了《中国藏书家传记丛书》，计划分五批推出100位著名藏书家传记。通过对这些藏书家的深入挖掘，为当代图书馆事业与文化传承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也让更多人了解那些为保存典籍、传承文脉而殚精竭虑的先贤。
在很多人看来，时下图书馆学甚至整个人文学科研究都是“坐冷板凳”，如何在“冷板凳”上做“热乎事”，不忘学术研究的初心？王余光希望年轻学人能够有“慢下来的勇气”，坚持长期主义，不断阅读、思考、行动。“有灵感就要勤动笔、抓紧去实践，围绕一个核心研究领域逐步拓展、长期深耕，形成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品味。”在采访的最后，王余光表达了这样的期望与青年人共勉。
王余光近照
人物介绍：
王余光，男，1959年生，安徽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监事长。出版专著《中国历史文献学》《文献学与文献学家》《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阅读与经典同行》《文字与典籍》《读书随记》《中国文献史》（第一卷）等。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中国阅读通史》（十卷）《中国图书馆学史》（十卷）等。
来源：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