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评社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就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变化与走向、中美战略竞争的风险管控以及台湾问题在美方战略排序中的变化等议题，分享了他的观察与判断。贾庆国教授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在总体上趋于相对稳定，但其基础仍非常脆弱，未来走向取决于双方能否在竞争框架下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空间。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记者：美国的2026《国防战略报告》字里行间完全没有提及台湾，与以前的风格不一致，引发了诸多猜测，您认为，这一变化背后有什么原因？
贾庆国：我认为，国防战略报告未提及台湾，并不代表美国不再重视台湾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对台湾问题重视的角度和程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家安全的整体认知跟往届政府不同，它认为当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非法移民、毒品以及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而非以往主流叙事中的“中国威胁”或“民主与专制之争”。
在此背景下，其战略重心随之调整，更加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强调西半球安全，将其视为应对国内安全威胁的主要方面。同时，提高关税、推动在美投资，重振美国制造业，也成为对外政策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问题相较以往性质在发生改变，其优先级也有所下降。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实力强劲，是美国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必须认真对待这一竞争关系，避免陷入高成本的全面对抗。特朗普政府显然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引发中美全面对抗的导火索。这一点与其首次执政时期相比已有所不同。经历四年执政历练与四年在野的反思后，他在涉台表态和具体政策操作上，都更加成熟，相对克制。美国最新国防战略报告未再突出台湾问题，体现了上述两方面的战略权衡。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当前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根本性的转变，抑或只是在言语上趋于相对温和？
贾庆国：美国对台政策目前尚未出现实质性变化。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承认或接受中方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也没有放弃对台军售和台海出事时武力介入的“权利”。因此，在基本立场和核心问题上，其政策并未松动。当然，台湾问题在其整体战略中的突出地位有所下降，且美国在处理相关议题方式上也更为谨慎，表面其不愿让台湾问题主导中美关系。
中评社记者：对比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以前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似乎在战略收缩，对此您的判断是什么？
贾庆国：这两份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个人对国际形势、美国国家安全及对外关系的认知。他更强调几个方面：其一，非法移民、毒品问题以及经济“空心化”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认为这些议题应成为政策重点；其二，国家利益应放在首位，而不应过多纠结于价值观等相对“虚”的议题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整体战略正在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方面，美国将把更多资源投入其认定的核心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为应对这些问题，对外政策上更加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强调西半球事务的重要性，以稳固其在全球事务中的根基。同时，不再强调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处理对外关系。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美国的战略的确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收缩”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今后将不再关注全球事务，或对东半球发生的重大问题置之不理。恰恰相反，美国现在要求其盟国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为此，它要求盟国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促使其履行自身安全义务，在相关地区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所以，美国并未放弃对全球事务的关注，只是要求盟友为了自身利益提供更多支持、分担责任，以推动国际局势朝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既包含某种程度的收缩，也包括以往推动的让盟国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做法。
中评社记者：您曾说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思路与第一任期存在“割裂”，且其本人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中反而成为相对温和的“鸽派”。这种特殊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您认为它能持续多久？
贾庆国：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与第一任期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异。回顾第一任期初期，他在尚未正式就任时，便接听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电话。此后又提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非“无条件给予”，暗示中国需要做出妥协进行交换，这使台湾问题在任期伊始便格外凸显。此后经过双方沟通与努力，这个问题一度得到一定的管控，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两国关系曾出现短暂回暖。特朗普本人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但访华结束后不久，美国的政策取向再次发生改变。
随着关税措施升级和新冠疫情暴发，双边关系日趋紧张，特朗普执政后期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台湾问题再度突出，两国全面对抗势头日益明显。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与特朗普首次执政经验不足有关。他对中国瞭解有限，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选举结果出乎意料，他自己也没有做好执政准备，结果他启用的人不少属于美国主流政策精英，政策理念上与他本人并不一致。一些人如蓬佩奥刻意将对华政策引向“战略竞争”乃至意识形态对抗的方向。再加上中美互动不畅，最终导致其第一任期后期的对华政策日益强硬、更加意识形态化，台湾问题也随之愈发凸显。
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至少在目前阶段情况已明显不同。当前政策取向更加契合特朗普本人的理念；用人更偏向理念相近或对其绝对忠诚的人，政策也更会按照特朗普的想法落实。这一点在国防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均有明显反映。在特朗普看来，关税是重建美国制造业的重要工具，对华关税博弈也被视为中美互动的政策重点。但经过数轮较量后，他意识到持续升级对抗对美国自身冲击较大，因此转向更加务实的做法，与中方开展谈判，力图管控经贸关系，避免走向全面对抗。
与此同时，特朗普认为中国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处理诸多国际事务时需要中国的合作。早在上台之前，他便多次表示，只要中美合作，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并表达了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期待。因此，特朗普认为，中美应通过合作与协调管控分歧，共同应对一些国际议题。
此外，特朗普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反对过度强调价值观因素，这一取向也直接影响其对华政策。总体而言，无论与拜登政府相比，还是与其第一任期相比，当前对华政策都呈现出较大差异。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的政策取向更趋务实，零和博弈色彩有所减弱。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双方仍存在谈判与妥协空间；反之，若将关系界定为价值对立，非黑即白，便无法开展协商和谈判。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不存在妥协空间；若过度强调，只会加剧紧张。相对而言，特朗普的政策降低了意识形态与台湾议题的突出地位，给中美关系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空间。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两国关系总体趋于稳定。至于未来两国关系能改善到何种程度、合作能推进到何种水平，仍有待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具体议题上开展合作，逐步重建互信，拓展合作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在华盛顿并没有得到认可。目前对华强硬还是美国对华政策圈的共识，这一点从国会涉华、涉台提案的表决结果可以清楚看到。在许多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的国会，往往在对华强硬立场上高度统一。在不少主流政策精英看来，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太“软”；民主党人更认为他不讲原则，因为他们更多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
面对上述情况，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仍得以推行，共和党内很少有人公开反对，无论是共和党议员，还是政府内的对华鹰派，都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当前美国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关。特朗普在党内支持者中拥有较高支持率，据说超过80%，这就使他能决定共和党议员能否连任，所以共和党议员大概率不会公开挑战其政策。特朗普有任命政府内部的高官的权利，所以后者也不敢造次。这就形成一种颇为特殊的局面——尽管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不受主流政策圈认同，但在现实政治结构的支撑下，仍得以持续并落实。
中美关系出现稳定的趋势，但这种稳定是非常脆弱的。我近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将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国会以及美国的盟国。这些力量对其对华政策完全不认同，因而会以不同方式进行挑战和破坏。可能更重要的挑战来自美国的官僚机构。只要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这一总体目标未发生改变，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就会不断推出一系列措施加以落实，而这种举措势必对中美关系不断带来冲击。例如，前一时期商务部出台规定，要求美方持股50%以上的企业在对华技术和贸易往来中必须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又如针对中国制造的船只征收港口费用等措施。这些政策均是在“战略竞争”框架下酝酿形成的，部分高层甚至特朗普本人事前可能都未必充分瞭解其具体内容，但一经出台，便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很大冲击。
不出所料，上述两个政策出台后，中方随后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加强稀土出口管控，以及对美国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等，双方在相关领域呈现对抗趋势。这种情况给即将举行的中美领导人釜山会晤的安排带来冲击。好在最终在双方的积极努力下，问题得到阶段性管控，领导人顺利会晤并达成若干重要共识。
但是，只要战略竞争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美国政府内部仍将不断推出类似政策，进而引发负面互动。如果缺乏有效管控，局势便可能滑向更全面的对抗。因此，尽管当前中美关系表面上趋于稳定，其基础还很不牢靠。
中评社记者：您刚刚提到当前中美关系的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国会通过涉华法案的冲动、美国盟友可能采取的“挑动行为”、以及政府各部门落实对华战略竞争会不断出台新的对华强硬的政策。您认为，在这三大风险中，哪一个最有可能在打破当前中美的“脆弱稳定”？中方应如何提前布局应对？
贾庆国：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第四个，只要美国将对华“战略竞争”作为总体目标不变，美国政府内部就会不断出台对华强硬的政策，中方也必然做出回应，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管控，双方负面互动就会循环加剧，最终引发全面对抗。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未必有意恶化双边关系，但如果不妥善应对，对抗还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当前最突出的隐患所在。
至于如何管控这一风险，我认为首先需要两国加强各层级的沟通与互动，建立定期的对话。其次，两国领导人之间应建立非正式沟通渠道。在敏感问题上，除官方渠道外，也可通过非正式方式交换意见。相较正式场合，非正式沟通有其优势，它更具灵活性，讨论问题也可以更加深入，这有助于减少政策性误读，避免因沟通不畅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和摩擦。
通过多层级、正式与非正式并行的沟通机制，双方可以在问题初现端倪时及时澄清立场、交换看法，使一些敏感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管控，防止升级为更严重的冲突。
中评社记者：您曾预测暂停加征关税的延期可能成为“新常态”，目前来看，这种“不谈不破、边打边谈”的状态是否会成为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模式？双方最终达成全面协定的可能性有多大？
贾庆国：双方通过谈判延期原先宣布的关税措施，已至少经历了五轮。这种做法可能正在成为一种“新常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彼此经贸利益深度交织，对抗不可取，但若要达成全面协议，双方都需做出较大让步，都会在国内面临压力与质疑，因此涉及议题广泛，谈判难度较大，谈判需要时间。其二，可能是更重要的，那就是美方也许不急于尽快与中方达成最终协议。因为美国不仅在跟中国一家进行关税谈判，而是跟很多国家，如果与中方达成交易，美方势必做出较大让步，这会增加美国跟其他国家谈判的难度，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盟国——会据此要求美国做出同样或更多的让步。因此，迟一点跟中国达成交易，对美国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磋商更有利。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避免关税措施对双方，尤其是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过大冲击，美方目前更倾向于以阶段性延期的方式管控经贸摩擦，例如每隔数月延后实施原定关税。至于中美何时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一项较为全面的协议，目前仍难以判断。在特朗普本届任期内能否完成这个重大交易，也很难说。
中评社记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会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新变量吗？
贾庆国：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毕竟这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它不替美国政府说话还替谁说话？此外，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面，大多数人还是保守派，其中有几位还是是特朗普自己挑选和任命的，还有，这个判决会使得美国前期征收的关税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给一些国家和企业要求美国政府归还关税提供依据，这可能给美国带来很大困扰。最高法院为什么这么判？主要原因还是特朗普征收关税所依据的那条法律的确并没有明确授权总统征收这些关税。当然，最高法院也需要彰显自己的独立性。至于后果，虽然裁决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一些麻烦，但美国政府还会会找出一些其他的美国法律作为依据来继续征收关税，这也正是它在做的。
总体上讲，这个判决对中国来讲也不是什么坏事。比如说按照这个判决，特朗普针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包括芬太尼关税都得取消，特朗普后来宣布启用新的法律进行征税，先是说10%，后来又说是15%，会不会继续增加？如果会，增加多少？现在还不知道。芬太尼关税还会重新征收吗？如果不征收，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就会少相当重要的一块。现在分析，除了芬太尼关税以外，其他方面的变化可能不会太大。此外，这个判决不是针对中国的，是针对全世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判决可能不会对中美元首会晤产生冲击。
中评社记者：您对下月初的“习特会”有何展望？
贾庆国：这次4月份的元首会晤关税首先是要谈的，当然，更多地是在原则层面上谈，结果大概还是达成一个意向，那就是双方都期待贸易能继续开展，早点达成协议。第二就是台湾问题，我觉得美方可能会重申其“一中政策”，但大概率不会有特别大的突破，当然即使重申这个政策，也跟原来拜登时期的重申不太一样，也就是说特朗普不会像拜登那样，做出了承诺还动不动就“口误”，双方可能都期待通过这次元首峰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问题管控起来，不要让它成为引发两国对抗或战争的因素。第三，双方也可能在俄乌停火问题上进行沟通，其实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双方都希望俄乌早日停火，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至于谈成什么样的结果，需要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推动，但不管怎样，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俄乌战争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和平的进程而不是一个战火的延续。
第四，我觉得核不扩散问题是中美之间应该关注的问题。特朗普虽然不太重视多边合作，但是核不扩散是一个美国躲不开的问题，中国也躲不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安全的关切，不仅可以谈，而且应该合作。第五，AI安全问题。当年习主席跟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会晤时曾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双方都反对让AI来决定到底要不要使用核武器，至少到现在为止，大家的普遍共识是，人类还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而不是机器。如何实现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双方的领导人也会谈到，当然AI还涉及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伦理和其他安全方面的问题。
第六，两位领导人也可能会谈到双方的高科技贸易问题。美国现在很纠结，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对中国出口一些包括芯片在内的高科技产品是符合它的利益的。高科技研发是很烧钱的，研发出来的产品需要卖出去才能尽快收回研发成本，增加投入研发下一代产品，以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竞争优势。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美国需要把中国的市场用起来，同时也需要防范中国利用美国的科技产品挑战美国的竞争地位。中国这方面也有自身的纠结，那就是既要争取用上美国先进的技术，也要通过加强研发解决卡脖子问题。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利益交集和合作空间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达成协议是另外一回事。
最后，鼓励和推动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从以往的情况看，习近平主席还是特朗普总统都是支持中美人文交流的，双方也许能够通过这次会晤提出一些具体的举措来。总之，这次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会晤时会谈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中评社记者：面对“多元共治”的世界，中国能做些什么？
贾庆国：现在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原来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力和影响力都在下降，全球治理正在出现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面对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趋势，中国应该做些什么？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需要加强研究和认识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过去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但是要把这些倡议落实，还需要提出很多具体的思路和建议。比如针对俄乌战争的停火，到底有哪些具体可以操作的路径？如何避免AI来控制我们的核武器？应该采取怎样具体的做法？中美两国如何合作？我们需要加强研究、提出兼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的思路和建议来。第二，中国要积极推动、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第三，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需要加大培训力度，培养一些既瞭解中国，也瞭解世界的人才来参与全球治理。第四，中国也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处理新时期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以前我们讲互利，主要指的是贸易和相互投资，这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进行贸易和投资，双方的利益都会在一定程度能得到满足。那时候中国经济规模整体比较小，影响力比较弱，这也很正常。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竞争力非常强，结果我们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在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别的国家可能会有担心竞争不过而出现担心和抵制，现在不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办法就是考虑发展一种复合型的互利，也就是通过合资、融资的方式把自己企业的利益和当地企业、当地老百姓的利益捆绑起来，使双方的合作和互利共赢更可持续。
中评社记者：您今年上会的提案方向主要有哪些？
贾庆国：我还在琢磨。目前正在思考“办事难，办事慢，事难办”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标志之一就是现在大家都按照规矩来做事了，这是好事，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形式主义。现在办什么事都要走程序，本来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几天也解决不了。举个例子，上学期我在电脑输入学生成绩时输错了一个数，提交后我想更正，但按照现行的规定，需要学生填表提出申请，我自己再提出申请，然后自行举证，然后领导审批，才能更正，为此耗费了不少时间。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里面存在着管理过度程式化问题，领导缺乏必要担当问题，规矩不合理问题等。这个问题看起来小，它给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带来的危害其实是蛮大的。不少发达国家发展现在面临的发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过度程序化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理顺规矩，简化流程，让办事的人能够合法办成事。如果办事的人按照规矩办事，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能追究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应该去思考规矩是否不合理，并加以改进，从而不要再出同样的问题。如果只是简单追究办事的人的个人责任，就会导致他们不敢办事，不愿办事。另外，领导要有担当，要制定合理的规则，修改不合理的规则，确保依规能办成事，对规则不合理大致的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总之，制定规则的目的是把事情办好，不是为了免责。其他的一些提案的想法我还在琢磨。
信息来源： 中评社
